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朕真的不务正业第一百六十五章 大宁卫一切机宜,悉听戚帅破格整理(1/5)

    大明朝的读书人不读史书,也不完全是大明起的头,说到不读史,就绕不开一个人,那就是朱熹,这个朱程理学的圣人。

    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有《春秋》是鲁国的编年史,也是春秋时候鲁国的国史。

    而围绕着《春秋》这本国史也有补充、解释、阐发的传,也是儒家经典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。

    朱熹认为《春秋》就够了,对于左传的态度是:左氏乃一趋利避害之人,要置身于稳地,而不识道理,于大伦处皆有错。

    就是说《左传》的作者左丘明是个小人,他的每一个字都不符合三纲五常的大伦,都是错的,自此之后,春秋的三传也被完全开除了儒家经典的行列。

    朱熹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,比如宋末元初的大文豪郑思肖,将这一概念从左传,延伸到了所有的史书之中,说:自《春秋》后,史笔不知大伦所在,不过纪事耳,纪事而不明正理,是者非伪者正,后世无以明其得失,诸史之通弊也。

    到了这里还不算完,到了元时,将史分为“圣人之史”和“史臣之史”,圣人史就是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,元代儒生更加明确的指出:自有《尚书》,二帝三王之治,灿若日星,其余皆可以存而不论,不嫌于略也。自有《春秋》,二百四十年之行事,明如指掌,其余皆可以论而不议。

    尚书和春秋是圣人的史书,就连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班固的《汉书》都被认为是帝皇王霸之迹,不值得一提,从《春秋》之后的史书,都不用读了。

    这就是当下大明朝读书人,凡读书,先读论语、孟子、然后中庸、大学,再读尚书、春秋、礼记、诗经和周易,若未彻读四书五经,就读史,心中便没有权衡,多有疑惑。

    别说大明国史的实录了,就是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之类的都不在必读的名单之上,更别提朱翊钧一直在学的算学了。

    朱翊钧读史,张居正给小皇帝的教育中总是总结历代的兴衰与教训,告诉小皇帝有些事能做,有些事不能做,比如张居正就一直在反对小皇帝用重刑对付科道言官,这是大明的耳目之臣,大明重要的纠错力量,伤了耳目之臣,的确会伤到根基,这是以史为鉴的,历代明君,莫不是良言嘉纳。

    至于如何从信息海里筛选出良言,良言的标准是什么,张居正也教给小皇帝了,那就是真实,若是不基于事实说话,那就是虚伪,那谏言,就要认真分辨。

    侯于赵说话,就是这般,基于事实,这可能和他的天性有关,这不是小皇帝给侯于赵定性。

    而是侯于赵的奏疏本就是这样,比如他请小皇帝召开朝会,就是基于事实,皇帝不上朝,嘉靖皇帝二十多年神龙见首不见尾,隆庆皇帝更是连辅臣都不见了,这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呢?

    朝臣见不到皇帝,皇帝见不到朝臣,是真实的问题,侯于赵也考虑到了君上年纪小,说每月初三开一次。

    而这次,他的奏疏虽然还是一堆的废话,但是说的还是真实情况,论首级功,不客观,不能真实而清楚的反应出战场的情况,守城不是功劳吗?拒敌不是功劳吗?完全只看首级的战争,也不符合仁德之学。

    所以,他谏言:把军功分成五等,再把破阵、攻城、夺舟、招降这四种单独列出来作为一种奇功存在,让功劳不再唯首级论,而是以战线论、以目的论、以事功论,只要达到了战略目标,那就是胜。

    “侯爱卿是怎么想到这个的?”朱翊钧大感惊奇的问道。

    侯于赵沉默了许久,他其实想做个普通的科道言官罢了,但是陛下问,他也只好俯首说道:“臣从戚帅兵书上看来的。”

    “戚帅忧心国事,臣以为首级功有几个弊端。”

    “第一,则是滥杀邀功,首级成为军士升迁和赏赐的唯一依据,就会滥杀,但是战争并不是每时每刻在每一个地方进行,很有可能为了首级而首级,比如在腹地,则有些地方明明没有民乱,却以民乱平定镇压。”

    “比如在边镇,有些地方,虏夷本已经归顺,冲入夷民居地,大肆屠戮,边衅又起,狼烟遍地,杀边境夷民、杀敌军降将、杀部落幼男,甚至是杀胡虏掳掠我大明之人,略见不鲜。”

    朱翊钧颇为认可的点头说道:“嗯嗯,戚帅说过,之前在东南平倭,有军兵为了首级功,连倭寇裹挟的百姓都杀,最后胡总宪也是没办法,以剿抚兼施,分化瓦解为战略,才确立了只有倭人首级为军功,这才算是结束了这种乱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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